提要：大跨度、大主题的小分队调研是新华社特有的一种调研形式。这种调研“点面结合”，既有分社记者点上的观察优势，也有总社的全局视野，是分社记者业务成长的机遇和阶梯，也是新华社调查研究的优势所在。

新华社记者参与国家发展进程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建言献策。那么，驻地方的记者如何掌握调查研究基本功？如何拓宽调查研究的视野？如何统筹好调查与研究的关系？

    调查研究让分社记者有“获得感”

在新华社采编队伍中，分社记者最有条件接地气。从事记者工作13年来，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调研天地无比宽广。可以说，调查研究是分社记者最有“获得感”的业务活动。

大跨度、大主题的小分队调研是新华社所特有的一种调研形式。这种调研“点面结合”，既有分社记者点上的观察优势，也有总社的全局视野，是分社记者业务成长的机遇和阶梯，也是新华社调查研究的优势所在。

截至目前，我至少参加了30个以上涉及重大主题的参考报道调研，差不多每年2个以上，这还不包括在分社的就地调研。每年跨区域进行调查研究的时间至少在100天以上，直接采访对象在200人以上，采访笔记有数十万字，可以说调研是我的工作常态。

10多年来，我在参与新华社总社组织的调查研究过程中，经历了业务考核的各个时期，但不管考核方式怎么变化，我都没有改变“初心”，没有放松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思考，没有轻视任何一个参与调查研究的机会。我始终认为，每经历一次调查研究，就如同又推开了一扇社会之窗，我要求自己不做观光客，而要做瞭望者；每经历一次调查研究，就如同翻过一本厚厚的书，我要求自己不做匆忙的浏览者，而要做问道的思考者；每经历一次调查研究，就如同又攀登上了一座新的山峰，我要求自己不要有“一览众山小”的优越感，而要有“那山还比这山高”的紧迫感。

正是这种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我这些年来有了些收获，先后获得“新华社十佳编辑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擦亮观察问题的“宏观眼”

我于2012年、2013年、2014年连续3年参加了新华社何平总编辑亲自指挥的“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三次重大主题调研。这些调研历时长、跨度大、主题深、难度高，对调研者的业务素质要求很高。后两次小分队调研，我都是分在宏观稿组，调研难度极大。其中，最为突出的能力要求是必须具备宏观视野和宏观思维，形象地说，必须要有一双明亮的“宏观眼”。

以“全面深化改革”调研为例，我们采写的宏观稿件分别是《破障闯关开新局——新一轮改革的历史方位》《“忧盼并存”需稳妥应对引导——社会各群体改革心态实录》《让“机会公平”成为改革着力点——关于新一轮改革共识的思考》《“谋划改革”重在战略把控——新一轮改革对策建议》。这四篇稿件从主题选定到逻辑关系理顺再到具体的材料选取，可以说是经历了数次否定之否定，才得以形成上述标题和观点。

那么，分社记者如何擦亮自己的“宏观眼”？我的体会是，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判断与事实、整体真实与具体真实、问题与对策。

先说判断与事实的关系。对宏观主题的把握，必须建立在丰富的事实基础上；但判断不是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而是要从事实中看出趋势、大势和动向。在上述宏观稿件中，我们均较好地处理了判断与事实的关系。比如《开新局》一稿鲜明提出，相对于前两轮改革分别解决公与私、资与社重大问题，新一轮改革的焦点是要解决“权”与“利”；比如《心态》一稿指出，“盼改革”与“忧改革”是当前社会对改革认识的基本面，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社会情绪；而《对策建议》一稿独家提出，要把改革作为“战略资源”来把控。这些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之上的宏观判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再说整体真实与具体真实的关系。调研中，我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些观点，比如 “我这代人绝对不移民，而我的儿子绝对移民”“这辈子不搞实业，我下辈子也不搞实业”“现在有一种危险倾向，律师不是往法庭去，而是到广场上去”等等。作为专业“瞭望者”，记者需要深刻观察这些观点背后的社会环境、个人遭遇以及整体事实，厘清哪些是全局问题，哪些是局部问题，哪些是萌芽问题，而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

最后是问题与对策的关系。能否抓准问题，是衡量调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尺；但只提出问题还不够，还需要从社会议论、专家热烈讨论、群众所思所盼中找到有指向、落点和参考性的对策建议。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调研中，我们反复研讨后提出，“新一轮改革既要有战略上的宏大设计，也要有策略上的循序渐进；既要寻求突破口的精确制导，也要谋划全方位的统筹协调；既要具备坚定的必胜信念，也要常怀防范风险的底线思维。”

总的来说，分社记者应善于从微观中看到宏观走势，善于从个体中看到整体关联，善于从局部看到大局演进，善于从问题机理中看到解决之道。

    “思考力”决定调查研究高度

调查研究是一项无限接近真相的活动，而探寻真相的过程正是挑战“思考力”的过程。

这些年来，我与合作者在重大调研中提出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判断，都是老老实实进行艰苦思考的结果。比如新时期社会矛盾调研，我们独家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被写进国家信访局的有关文件；比如收入分配调研，我们提出“分配改革面临窗口期”的判断，还提出“建立分配友好型社会”等观点；比如群体性矛盾调查，我们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判断，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比如网络问题调研，我们揭示“价值问政”动向；比如在十八大前进行的战略机遇期调研，我们提出，当前中国最大潜力是释放“改革红利”，而“改革红利”成为十八大后的“高频词”。

那么，这些判断是怎么得来的呢？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把好思考的总闸门，做有方向感的思考者。从组织调研来看，确定选题就等于确定了思考的总闸门，也就确定了思考的方向。调研的过程，常常就是“思考力”较量的过程，不盲从权威、不迷恋自我、不因循守旧，以开放包容心态促成共识。而带着共识出发，就是带着思考的方向感出发，也就是带着战胜困难的力量出发。

然后还要善于思考接力，做思考者的思考者。调研中，面对一群思想活跃、富有见解的采访对象，我们不要做简单的访员，而要做受访对象的倾听者、对话者、思考者。其中，做思考者的思考者，我们拥有的采访素材才会变得丰富而鲜活，我们探寻到的内心世界就会更加炙热而真挚。

最后，勇于否定之否定，不轻易为思考定型。我的经验是，大范围采访后，大家常常发愁的不是没有观点，而是该做怎样的取舍；发愁的不是没捞到“活鱼”，而是如何才能让“活鱼”变成“佳肴”；发愁的不是没有方位感，而是究竟哪种方位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时代的“天际线”，等等。拥有怎样的思考力，决定着我们有怎样的作为。每一次思考之后都是下一次思考的开始，思考没有终点，因此在调查之后的观点“提纯”上，不要轻易满足，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轻易放弃深入思考的机会，而是要勇于否定之否定，直至极致。

    自我“设问”，会不会辜负滚烫的期待

每个重大历史关口前，都是社会思潮、情绪、舆论的激荡期，都充斥各种声音的较量角力。作为承担喉舌、耳目、智库、消息总汇功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必须对复杂形势、何去何从作出判断。这让调研者有一种沉甸甸的“不辱使命”的责任感。

更让我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的，是那些说真话、道实情、谏诤言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浓浓期盼。调研中，我从心底里不断发出这样的声音——会不会辜负如此滚烫的期待呢？

我眼前常常回放这样的镜头：2012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深圳市委的一个会议室里，86岁的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回忆他在深圳抓改革的惊心动魄历程，他时而坐着，时而突然站起，挥动双手，声音洪亮。本该是休息时间，老人却兴致勃勃地大谈改革，为什么？我理解，他对新华社的调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信任，我们被他的真诚深深打动着，久久不能忘怀。

2014年7月的一个上午，我们一行就依法治国主题来到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家中，落座后，这位在司法领域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打开专门回答我们采访提纲的笔记本，一字一句地讲述他对法治建设的看法，他的专注、诚恳和理性，深深感染着我们。他说：“我退下来7年了，没有接受过一次采访，唯独你们来，我愿意谈一谈。”我在想，这是多么沉甸甸的信任啊。

会不会辜负期待呢？我理解，这个回答没有休止符。虽然每次重要调研在群策群力之下，都完成得不错，但始终必须做得更好，才能回报社会和人民那份厚重的期盼。频繁参加小分队调研，我的感受是，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思考能力与要完成的调研任务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一种“智”不从心的感觉。参加调研越多，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对问题的把握。我们就法治建设问题采访理论大家郑必坚时，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几乎没有涉及法治，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对我们说出了他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两个：一是秩序，二是活力，同时，他还提醒我们，不要把未来20年的问题当成眼前的问题，他说，要学会思考未来几年究竟要解决哪几个问题，所以不要指望一次调研回答所有问题。他还对我们说，要学会清爽地提出问题，因为看到真问题就是价值很大的事情。听了郑老充满智慧的一席话，我们备受教益，让我们认识到，提出问题的能力的重要性，而调研中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储备往往不是很充分。

一个是对历史进程的把握。我们采访肖扬时获悉，多年前连法治中的“治”字是“水治”还是“刀制”，都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得要中央最高领导来拍板。另外，普法教育中要不要给高级领导干部普法，也认识不一致，推行这项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等等。历史是活的教材，而我们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如果不是站在亲历者、见证者、记录者的肩膀上，就容易做历史的门外汉，而不了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就难以对今天的发展阶段、发展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

作为调研者，始终保持着本领的恐慌感，时常自问会不会辜负滚烫的期待，无疑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态度。而今天，我们更需要这样的态度！（郭奔胜：新华社江苏分社党组成员、常务副总编辑；代表作品：《警惕“无直接利益冲突”酝酿风险》《“大圈子”作秀 “小圈子”作孽——透视领导干部“圈子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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