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适对媒介的批评，主要围绕新闻失实、报界堕落与不思进取，言论自由等内容展开，他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折射出胡适谨慎、务实、负责的务实思维，也反映出胡适追求言论自由的执着与坚定。

关键词：胡适；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批评思想

胡适是五四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学界对胡适的新闻实践活动有过不少研究，对胡适的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却很少涉及，事实上，胡适的媒介批评实践，是非常丰富精彩的。

一、胡适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

（一）批评新闻失实

1.批评“呜呼苏梅”报道

1921年，谢楚桢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邀请胡适为之推荐，胡适认为该书内容不堪，拒绝了他。谢楚桢遂转请易君左替其造势，易君左联合了一些文坛名人在《京报》上联名撰文，对《白话诗研究集》大加赞美，在北京女高师读书的苏梅看不过去，便在《京报》的“女子周刊”上写文章批评。

苏梅的批评意见掀起了轩然大波，1921年5月3日，《京报》登出一篇“呜呼苏梅”文章，作者署名为“右”，对苏梅进行辱骂；引起了知识界的公愤，易君左的朋友李石曾、彭一湖等八人不得不在《晨报》上发表启示，声明该文并非易君左所作。事情到了这一步，胡适极为不满，批评“呜呼苏梅”一文不顾事实，不讲道德，并对李石曾、彭一湖等八人的启事提出质疑。

在胡适等人的强烈要求下，易君左的朋友只能再次在报上刊登启事，要求易君左拿出证据，可惜直到最后，证据也没拿出来，《京报》也只能保持沉默。一时间，易君左的名声极臭。

2.批评“胡适和宣统”报道失实

1922年5月30日，胡适受末代皇帝宣统所约，去故宫与之见面。之后，《晨报》、《京津时报》等报纸纷纷对此进行报道，“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失实新闻纷纷出现在报端。

胡适在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上发表的“胡适与宣统”一文，将这些失实新闻称之为“怪诧”新闻：“大致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个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种种无根据的话”；尽管胡适说，“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情”[1]，但为了还原事实真相，他依然在《胡适与宣统》文中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和宣传见面的过程和细节。

3.批评“燃犀”的错误

1928年4月22日，《京报》副刊“饮虹周刊”文学作品“燃犀”中，采用了胡适的诗句，并对胡适生平进行介绍，其中有多处错误，胡适发现之后，当即写信给《京报》编辑部主任，对“燃犀”中的错误事实逐条纠正并批评。胡适指出，创作应“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2]，否则就成了谣言。

4.胡适与张竞生之辩

1928年6月，《时事新报》副刊《青光》杂志刊登了作者为“江柳声”的文章“记伦敦妇女赛乳会”，胡适阅读后，对其许多细节产生怀疑，不免犯了“考证癖”，当即写了封信给《青光》编辑，提出三点“考证”意见，指出该篇新闻乃是胡说，目的是为投稿骗钱。

当《青光》编辑不予回应的时候，胡适又写信给《晶报》编辑，《晶报》将胡适的批评意见很快刊登出来，立即引来了性学博士张竞生和原投稿人的反驳，这几人围绕西方妇女乳房真实尺寸大小进行激辨，实在是当时的一大奇闻。

5.批评《金刚钻》的报道

1929年1月，胡适收到一位朋友寄的《金刚钻》报，上面有则新闻——“胡适之扫兴而归”，作者署名“英俊”，新闻内容大致是：胡适被薪水丰厚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辞退，今后生活将受影响。

胡适当即回信给该报主笔，以“英俊先生不要替我担忧”为题，一一列出文章中的失实之处。

6.批评欧洲报纸的造谣

1926年，欧洲报纸仅凭猜测，未经证实，便有意对苏俄婚姻律法进行造谣。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电讯报有一篇社论，真是荒谬绝伦。……报馆记者之荒谬某过于有意造谣，……三人成市虎，便造成了大恐慌”[3]。

（二）胡适对出版界的批评

1921年10月10日，胡适在《时报》中发表“十七年的回顾”，当中有段描述：“那时，出版界萧条极了，除了林琴南的小说之外，市上差不多没有什么书。《新民丛报》已近死期，《民报》还没有出来，别的杂志也没有可看的”[4]。

这是胡适描述他少年时代国内出版界的状况，那么在他7年后留学回来，情况有没有好些呢？正如胡适预感的那样，中国还在原地等着他，事实果然如此，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1号的“归国杂感”一文，再次强烈地表达了对中国出版界著作稀少的不满。

“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专去调查上海的出版界……不料这几年来，中国竟可以算得没有出过一部哲学书……我把……商务印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5]。

胡适意识到出版机构存在严重的问题，他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进行考察，却发现就连教科书，质量也十分粗俗。

胡适向商务编译所提出许多改良建议，他认为，商务印刷馆没有一个通盘筹算的人，经营方式、人员管理制度、出版项目管理、编辑制度，都必须改革。

因此，当张竞生批评：“现在国内大书店如商务、中华之类的编辑部，因其制度不善及编辑不得人与思想的腐朽，以致虽有资本而出不了美善的书籍。我们今后的编辑部重在以专门的人才得以专心编辑各种有系统的学问，尤注重在介绍世界新颖的思想”[6]，胡适对此深表赞同：“此意甚值得研究，不可以人废言”[6]。

（三）批评报界的堕落与不思进取

胡适对报人好玩乐，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接受政府贿赂的行为，也提出了批评。

1908年9月6日，胡适在《竞业旬报》第26期的“绍介新书”专栏中，这样批评：“现在的报纸真是腐败极了。有的是苟且卑污，甘作大官的走狗！有的是糊涂敷衍，只顾赚外行的金钱，唉！腐败极了”[7]。

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上，胡适在“欢迎我们的兄弟 《星期评论》”一文中，又批评报刊主笔天天打牌吃花酒，不做研究和调查工作，十分堕落。

胡适曾经担任《中国评论报》（刘大钧主编）名誉编辑，但是后来胡适要求从名誉编辑名单中取消；原因在于，“《评论报》出版以来，颇多使我大失望之处，我觉得这个报已不是一个‘评论报’，已成了一个官办的‘辩护报’了，官办的辩护报不是不可以办，但用不着我们来捧场”[8]。

胡适还批评《时报》丧失了初建时期的开拓进取精神 ：“时报当日应时势的需要，为日报界开可许多法门，当当日所谓新的，现在已成旧习惯了，当日所谓时的，现在早已过时了……当日的先锋在今日竟同着大队按步徐行了。”[9]

对《时报》主笔陈景韩的论调——“日报不当做先锋，因为日报是要给大多数人看的”，胡适感到十分失望，他反驳：“日报既是这样有力的一种社会工具，若不肯做先锋，若自甘随着大队同行，岂不是放弃了一种大责任？岂不是错过了一个好机会？岂不是孤负了一种大委托吗？”[9]。因此，在日记中，胡适说到：“冷血先生此时的血很不容易再热了！”[10]后来陈景韩欲找胡适合作办报，胡适当即委婉拒绝了。

（四）对报刊传播价值与功能的认识

胡适对报刊的价值与传播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竞业旬报》、《每周评论》的“介绍新刊”专栏中，都颇费心思地向读者推荐进步出版物。

在《每周评论》停刊后，胡适急于创办新的刊物，当时他身边的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办报，但胡适仍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了《努力周报》。

胡适在“十七年的回顾”一文中，高度地肯定了《时报》在其少年求学阶段过程中的进步先锋作用。他肯定《时报》时评以及文学附张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的中国，是革新的事业。

胡适也肯定了《白话晚报》的作用，他在“祝《白话晚报》”[11]一文中，认为该报是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于一份“有主张，有学理与见解”理想报纸的渴望。

在《大公报》势头向上的时候，胡适撰写了“后生可畏”一文，肯定了《大公报》的成绩：坚持报道确实的消息、坚持负责任的言论；同时，胡适向《大公报》报人提出了三点中肯的意见：一、不用古文记载新闻与发表评论；二、不倚靠揭人隐私的黑幕小说推广销路，努力专向正确快捷的新闻和公平正直的评论；三、作读者的舆论向导机关[12]。胡适的言论，体现了他对报纸传播价值与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

二、胡适媒介批评思想的特色

受杜威“实验主义”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批评话语非常严谨，总是务求以事实佐证、逻辑推理来考证，批评语气也十分温和、充满睿智。

（一）谨慎、务实、负责的求证思维

胡适对待文学研究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不可避免地使用在对媒介的认知和批评上。

在“呜呼苏梅”报道事件中，胡适坚持要侮辱苏梅的对方拿出合理的证据；对待拿他与宣统做文章的报纸，胡适坚持以真相说服众人；对不真实的报道，胡适习惯采取事实证明、逻辑推理的论证方式，以求得批评的合理性；他反对“议论和事实混合的政治新闻”；可以说，在胡适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中，处处可以看到其逻辑严谨、务实的求证思维。

这种谨慎、务实的求证思维，让胡适不肯轻易去公开批评没有证据的事件，譬如，对北京《晨报》受交通系（曹汝霖、陆宗典）津贴的事情，胡适只在日记中议论此事“大概不诬”，而没有公开对其批评。对《江南晚报》报道吴稚晖收受贿赂事件，胡适虽收集了各方报道，但并也未对此公开发表一词；1924年1月，胡适准备用《京报》1月16日刊登的“记者与高凌霄的对话”作评论材料，还特意打电话向邵飘萍询问材料的可靠性，这当然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二）追求自由主义的执着与坚定

胡适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十分执着与坚定，在预备《努力周报》创刊的过程中，当警察厅屡次批驳《努力周报》、不予其创刊时，胡适一再设法周旋，另拟呈文，“再请立案，措词颇严厉”[13]，最终得以说通警察厅。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等好友都不赞成胡适办报，相继劝胡适打消办报打算，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3]。

这种追求言论自由的执着与坚定，使得胡适极为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国民公报》被查封，主笔被捕，胡适就此事写了首诗——“一颗遭劫的星”，将压制新闻自由的政治势力比喻成组织光明的“黑云”。在《努力周报》发刊词中，他将组织言论自由的阻力比喻为“黑暗里的一个鬼”[14]。

从1927年开始，国民党统治当局在“训政”的名义下，实行新闻检查制度，7月2日，为抗议党政军联合检查处随意删除新闻，苏州市11家报纸停刊以示抗议。胡适认为“这是很重大的事”[14]，对于《申报》采取少许版面和少许篇幅进行报道该事的作法，非常不满，他在日记中批评：“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

胡适同时写下了《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批评箝制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胡适认为：“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15]。

胡适追求言论自由的执着，正是其毕生追求自由主义的真实写照，但是，胡适的批评与斗争方式总是过于平和，正如陈叔通所说，“胡适太和平了”[13]，胡适的温和，表现在他反抗言论压制的行动上，总是希翼得到政府的谅解与容忍，他主张“在报上不说煽动的话，即使有意见或有建议，只见于私人的通信，而不公开发表”[15]。

事实的确如此，胡适反对禁锢言论自由的新闻政策，但却又表示“公正而实际，说老实话，说公平话，不发不负责的高论，是善意的”[16]，这种思想，也贯穿于胡适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当中。

参考文献：

[1] 胡适.胡适与宣统[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 胡适.给京报编辑主任的一封信[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 胡适.造谣[M].胡适日记全编(4)[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 胡适.作十七年的回顾[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 胡适.归国杂感[M].胡适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胡适.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7] 胡适.张竞生的一封公开信[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8] 胡适.绍介新书?国民白话日报、须弥日报[M].胡适文集(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胡适.评论报的名誉编辑事件[M].胡适日记全编(5)[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0] 胡适.到编译所考察[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 胡适.祝《白话晚报》[M].胡适文集(3)[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 胡适.后生可畏[M].胡适文集(1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 胡适.创办努力周报[M].胡适日记全编(3)[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4] 胡适.努力歌[M].胡适文集(9)[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 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M].胡适文集(1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 胡适.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M].胡适文集(12)[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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