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学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给这个跨媒体、跨区域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应该抢抓机遇，找到切入点，充分运用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服务的组织特性，连接各种社会关系，开发多种运用性平台接口，强化组织的建设，创新构建新的服务功能，助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长期化。

　　建设新闻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平台，是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新闻学会这个特定媒介组织在“走转改”背景下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需求。要在宣传交流、联络培训、协调服务等传统功能之上，找准兴奋点，创新活动载体，开发行业可持续发展平台，丰富活动内容，为各区域新闻事业均衡发展作出努力。

　　自“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展以来，中国新闻界可谓大风劲吹，新闻从业者顺风而动，活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走转改”已成为当下媒体的高频热词。这项旨在推动新闻界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改善作风与文风的活动，因击打到当下新闻界浮躁的痛处，呈现奋力纠偏的态势，故而格外具有针对性与生命力。“走转改”所及之处，也不仅仅限于媒体本身，媒介组织、新闻理论研究界、社会科学界乃至社会各个方面，也都可以在践行“走转改”之中寻求自身功能和肌体的重塑。

　　一、践行“走转改”，创新媒介平台的服务功能

　　有理论认为，媒介产品通过传播，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媒介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价值。媒介产品的传播过程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而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又是基于媒介平台上生发出来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旨在提升媒体的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这三个方面的能力，从而升级媒介平台的功能，构建新型的媒介平台。

　　媒体主要是产生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而媒体平台主要功能是提供意义服务。意义服务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舆论导引、媒体价值以及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换言之，意义服务就是媒介平台存在的基础和它的产业功能。

　　媒介平台跟传统的媒介组织、传统媒体是不同的，它一定要产生很多应用才是平台，这种平台往往是跨行业、跨区域的媒介组织。作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服务的媒介组织形态，媒介平台内部是由各生产要素构成。它的外部可以连接各种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文化传统以及传媒规制。

　　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学会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组织。一段时间以来，新闻工作者协会在媒体经济大潮中，其功用越来越弱化和边缘化。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给这个跨媒体、跨区域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应该抢抓机遇，找到切入点，充分运用资源优化配置、提供服务的组织特性，连接各种社会关系，开发多种运用性平台接口，强化组织的建设，创新构建新的服务功能，助推“走转改”活动常态化、长期化。

　　2011年8月22日，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新闻学会就在第一时间向全省发出《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倡议书》，倡导全省新闻工作者积极参与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中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新的贡献。2011年10月19日至21日，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贵州省新闻学会正式启动贵州省新闻媒体“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基层采访培训暨经验交流活动。通过平台外部接口对接毕节试验区，在平台内部组织新华社贵州分社、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系列媒体、当代贵州杂志等33家媒体的100多名新闻工作者参加了毕节试验区联合采访。活动期间，主办方组织参加本次活动的33家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赴毕节小坝镇，深入农户家(生活、住宿费用自理)进行采访，自备“粮草”到农家，现场采写稿件及时发稿。活动为期3天，主要内容为各家媒体记者以抽签领题的形式，选择小坝镇的6个村进行同题蹲点采访，吃住在农家和企业，倾听民声、体察民情，采写出围绕主旋律的优秀稿件刊播在各自媒体，并通过专家现场点评和评奖、各新闻单位之间相互交流经验，推动全省新闻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深入开展，取得了极好的活动效果。

　　在浙江，今年1月9日和10日，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浙江省钱江书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记者书家走基层为民服务迎新春”活动，走进丽水市松阳县和金华市武义县农村，书法名家现场挥毫泼墨，免费为群众送上1000多幅满含祝福的春联。浙江省级主流媒体为民帮忙联盟的记者也到现场，在村口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咨询台，现场受理群众的咨询和投诉。记者一边倾听，一边仔细地记着，对一些群众不懂的政策问题进行详细解答，指导农民如何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解决困难；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记者同当地政府联系，妥善处理解决，帮助老百姓开开心心过个好年。不仅如此，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还创新今年的新闻奖评选工作，紧紧结合“走转改”活动，将2011年度浙江新闻奖评选工作奖项设置分为A、B两个系列，其中A系列完全对应接轨中国新闻奖及中国影视大奖新闻类奖项的奖项设置及标准要求；B系列为该省特设的奖项，即浙江新闻创新奖，其奖项包括重大主题报道奖、突发性事件报道奖、热点引导奖、典型报道奖等项目，以激励新闻单位建立重大主题、典型宣传、重大突发性事件、社会热点引导等报道的质量评估机制，践行“走转改”，着力引领新闻改革创新，搞好重点报道，提升舆论引导水平。B系列参评作品要凸显题材重大、创新意识、形态多样等要素。

　　浙江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参考。

　　二、践行“走转改”，促进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面临全新的发展战略性抉择,只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才能把握机遇,真正跃上一个新的发展平台。

　　贵州是西部欠发达的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沿海发达地区。而在省内，各地发展也不均衡。贵州新闻事业发展同样如此。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课题：一是各个媒体应当通过“走转改”，真实反映贵州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真实反映社情民意，求实认真挖掘新闻价值，为社会发展提供舆论引领。二是作为媒介平台，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新闻学会必须在“走转改”活动中，有效促进各地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提高。

　　对于媒体而言，“走转改”的任务就是追求新闻真实性、体现新闻价值、实现媒体功能的回归。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真实是新闻的底线。体现新闻价值是“走转改”活动的具体要求，做有价值的新闻，从而实现媒体服务社会的功能回归。

　　导致新闻失实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新闻的体制性失实。所谓体制性失实，是指基于一定价值观或指导思想，而扭曲事实造成的新闻失实。这种失实，是一种“主观化的或价值化的失实”。也就是说，如果在当地主管部门的带领下进行采访，即便是深入到最基层，在百姓家里蹲点再多的时间，采写出来的新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失实。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某些时候，记者看到的事实是经过刻意选择或修饰的。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必须到最基层，接触到街道、乡村、农舍最本源的、最原生态的生活状态。

　　提到基层，一些人就会想到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就会想到困难家庭、普通百姓。一提到走基层，一些媒体就“一窝蜂”地涌入寻常百姓家进行体验式采访，将一个人、一个家庭事无巨细全盘托出，似乎这样就能达到“走转改”的目的。

　　可是，即便是最紧密地贴近群众，就一定能够实现新闻的价值吗？新闻价值有五个要素：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一些媒体的“走转改”活动，过分地追求接近性和趣味性，而忽略了其他要素，尤其是重要性。走基层需要在实现新闻价值的前提下进行，不仅要深入基层，还要能从基层中走出来，着眼全局，使“走转改”的新闻稿件真正具有新闻价值。

　　《贵州日报》去年推出了反映普安县龙吟镇干部群众百折不挠地加快发展、奔富致富生动事迹的长篇通讯《努力才会有希望》；《贵州都市报》采编人员深入龙吟镇贫困小学采访，推出4个整版关于实施“爱心午餐”项目的重点报道等等，引起较强的社会反响，真正实现了新闻的价值。

　　对于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新闻学会而言，就要在宣传交流、联络培训、协调服务等传统功能之上，找准兴奋点，创新活动载体，开发行业可持续发展平台，丰富活动内容，为各区域新闻事业均衡发展作出努力。

　　建设新闻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平台，是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和省新闻学会这个特定媒介组织在“走转改”背景下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需求。比如，在全省开展青年编辑校对新闻技能大赛、记者微博建设与管控业务研讨、建设鲜活新闻资源共享平台、新闻帮扶“一对一”、基层新闻点(村寨、社区)新闻动态观测等活动，一是充分整合省内新闻界资源，通过资源、智力支持，有效帮助市州地级媒体水平的切实提高；二是在搭建的各种平台上，集合优势，展现贵州媒体竞合、跨越发展的良好风貌，从而实现黔中大地新闻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