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

    【摘要】如何认识和应对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以“走转改”为契机，引入“内卷化”概念，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深入群众，发现真问题，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关键词】走转改；新闻写作；内卷化；历史观；民族志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

　　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新闻写作如何改革、创新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982年穆青重提“新闻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引发社会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报、晚报的兴起，新闻写作呈现叙事转向，要求讲故事、求深度；在此基础上，90年代末体验式新闻脱颖而出，1998年2月，《新闻记者》开辟专栏对体验式新闻展开大讨论；2000年之后，财经类媒体崛起，同时中国全球化参与度不断加深，与西方接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写作共同的文体追求。

　　但同时，也不乏叹息和质问。如邵培仁认为包括新闻写作学在内的整个新闻学是“一门绝望的学问……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1]

　　本文以“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为契机，引入“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分析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表达方式的角度尝试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困境：内卷化的新闻写作

　　内卷化，最早出现于格尔茨（Ch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将“内卷化”引入新闻学的是吴廷俊和阳海洪发表于2007年《新闻大学》第3期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随后2008年阳海洪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继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即认为新闻史的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2]

　　回忆新闻史，能说出一串记者，如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斯诺、穆青等；也能说出一组作品，如《西行漫记》《中国西北角》《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我要上学》等。当下新闻写作深陷“内卷化困境”，即产业扩大，从业人员增多，作品数量以指数的方式增长。为什么在新闻队伍不断壮大的今天却不能产生伟大的新闻作品？“这时代真的不能诞生被人民怀念的记者吗？”[3]

　　借用“内卷化”，可知新闻写作由于机械重复和缺乏创意而出现作品困境。但如果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深度止于此，那么将忽视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内涵。黄宗智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使得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内卷化”。[4]那么，大量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增长总产量呢？必须精耕细作，注重细节。在韦森、张小军等人看来，革命（revolution）、改良（evolution）和内卷化是三种不同的“变迁路径”。[5]换言之，他们承认内卷化是一种变迁方式，但这是与革命和改良相并列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没有进步的发展”。事实上，无论是消息写作的程式化（几乎规定了每一段讲什么、怎么讲），还是通讯写作的模式化，或者摄影的模板化（统一、固定的视角、元素）等都表明，在“专业主义”掩饰下，新闻写作的精耕细作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如果不这样精密化、内卷化，就不能保证“总产量的增长”，就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

　　综上，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在于，追逐数量，机械重复，精耕细作，过于注重细节的专业，而没有超越和突破。

     世界观：走基层

　　走基层，不仅要“一头汗两腿泥”“双脚沾满泥巴”，更要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和国历史上，新闻记者、编辑深入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通过蹲点驻村，调查研究，一是能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二是能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三是可以更有效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科学知识。专业记者下乡，业余通讯员发稿，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上下沟通的机制，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6]

　　这是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其中蕴含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强调的。

　　90多年前，李大钊于1919年2月20日-23日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文章。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方法论：转作风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

　　作为新闻记者，如何调查研究并呈现在新闻作品中？本文引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概念，并澄清新闻学对民族志的误读。

　　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的记者生涯。“新闻写作与质性研究写作拥有不少共同点”，“诸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书籍中，始终对于新闻实务念念不忘”。[7]而新闻写作无论是新新闻主义、叙事转向还是体验式新闻，处处可见民族志的影子。章戈浩在文章中提到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以其“深描”和“阐释性”挑战了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7]但目前对于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还主要停留在对“深描”等写作方法以及“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采访方法的运用上。

　　事实上，民族志应当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工作者或公开或隐蔽地、相当长时间地参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倾听人们说了什么，提出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意义的整体描述和以当地人的视角及理解方式回答这些问题。[8]

　　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点：第一，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从当地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第二，问题意识，田野工作者需要针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找到一个真问题，探索该问题，阐释该问题，回答该问题；第三，对意义的追寻。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开篇即指出：人是悬置在由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追寻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9]

　　这三点恰恰是新闻在专业主义采访写作过程中遗失的。新闻写作也不应当仅仅是放下身段，到农村去采访几个致富带头人、几个村支书就可以的，而是要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中去，他们在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关心，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民族志讲究的是人不是电脑，不是点击就能系统回忆的，人是讲感情也会撒谎的，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基本信任？如何确保自己采访得到的是真实的信息？如何理解他们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因此，过分追求采访提纲的精致、技巧的运用，只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发现真问题，在当地的语境下“深描”问题，研究问题，阐释问题，得到意义，才是新闻写作的正路。这也是共和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

     表达形式：改文风

　　诗人、散文作家周涛曾把散文形象地比喻为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散文）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10]首先，客厅既然是大家的，新闻为什么不能进去坐一坐？新闻没有必要自我封闭。更进一步，如果新闻有更大的“野心”，新闻为什么不能是客厅，让各种文学形式来自己这里坐一坐？

　　半个世纪前穆青就曾指出“有一类新闻不能用这个框框（如5W的新闻写作模式）去套”，他提出“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也是力求创新的一种努力”[11]，到1982年，他再次强调新闻写作的散文化转向。今天对这一讨论已经不再热烈，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穆青的探索，还是美国新新闻主义所鼓励的小说式写作，都是一代代新闻人面临写作困境时作出的探索，他们用心良苦。相较今天在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内卷化的新闻写作，是否应当让新闻有一些浪漫主义的“野心”？

　　首先，回顾历史，常常很难分清记者和作家的身份边界。如柳青及其《创业史》、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衍及其《包身工》……而这些小说，反应的是一个时代。这恰恰是新闻写作的理想：写出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大作品。

　　其次，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文学出现新的变化。军旅作家王树增的三部曲《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纪实文学重新被关注；美籍作家彼得?海勒斯的两部纪实作品《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被译成中文并迅速畅销；同时，一批钟情于纪实文学的后起之秀的作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曾维康的《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

　　有趣的是，能从当下文学的新变化中清晰地找到与历史上记者型作家一脉相承之处。这正说明，记者生涯，尤其是记者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寻找问题和意义，正是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反过来，新闻写作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从纪实作品（或者说非虚构类叙事作品）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从而突破新闻写作画地为牢的程式化和内卷化的困境，追求新闻作品的“野心”？

　　结 语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但当下的新闻写作却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程式化的机械重复和对细节精致的过分追求，甚至不乏对新闻作品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对此，本文借助“走转改”的契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深入群众，参与体验与反复访谈，发现真问题，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认为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叶亚东.新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

　　[2]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3）.

　　[3]曾伯炎.鼓吹手反思录[M]//王晨，等，主编.新闻的幕后：百名记者的自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94.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161-162.

　　[5]张小军.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J].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2）.

　　[6]王维佳.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J].天涯，2011（5）.

　　[7]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10）.

　　[8]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J］.清华社会学评论,2012（6）.

　　[9]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10]周涛，等.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J].中国作家，1993（2）.

　　[11]寄晨（穆青笔名）.在工作中感到的几个问题[J].新闻业务，1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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