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风背后的“中国梦”

                       ——中国媒体“改文风”的历史与价值理想

       对现代国家而言，对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新中国来说，文风已经远远不是语言本身及其风格问题，在清晰的话语、鲜活的表达、生动的思想文化背后，还折射着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及其价值，一种追求复兴的宏图远虑。

文/黄卫星 李 彬

党风影响文风，文风反映党风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勇于恢复共产党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这一系列新规中，诸多外媒读出的远不止中共高层“对红地毯和豪华宴会的拒绝”，更有“打击官僚作风”“争取民心”的努力。韩国《东亚日报》在题为“中国新领导集体正掀起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的新风”的报道中称，针对中共领导层的上述变化，很多中国人发出“务实”“感到很温暖”“新奇”“感觉领导人接地气”的感慨。观察家们大都认为“八项规定”的变化清楚表明了中共新领导人的“新风貌”——树立新党风以“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令民心振奋的八项规定中有三项规定跟文风问题有关：讲话要简短，力戒空话、套话；文件简报要精简，有实质内容、富有实际作用和意义；新闻报道要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且报道要简短精悍凝练。这三项规定分别从开会讲话、文件简报和新闻报道三方面对语言作风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其它五项规定共同反映出的实事求是、实干高效、亲民为民的执政理念，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端正党风政风。这既是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对执政党自身的一次自我洗礼。

      党风影响文风，文风反映党风，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整顿党的作风开始，继而整顿和改造文风和学风，“三风”的综合整顿净化了党的肌体，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为党的领导注入了活泼的生命源泉。为整顿文风，尤其整顿洋八股、洋教条反映到共产党内的文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反对党八股》讲话，列数了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所列举的这些“罪状”，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也不难发现其继承者。比如，有的领导干部无论大事小事、有事无事动辄开会，空话大话千人一面；有的领导机关发文件、领导干部写文章，洋洋洒洒几千言尚未进入正题，搬用术语，言之无物。群众讥之为“不紧不慢的会议，不急不躁的报告，不咸不淡的讲话，不痛不痒的文章”“干部听了理不清，群众听了耳旁风，基层看了搞不通”。新闻报道应景文章颇多，缺乏新闻价值，真是“写谁谁看，谁写谁看”。此等文风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不学无术的浮夸作风、脱离实践的主观作风一起，长此以往不得不令广大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避而远之。

文风问题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问题

      文风问题不只是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问题。讲话、写文章都应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文件、概念出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下决心改进文风、转变作风，倡导务实精神，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精神。对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十八大有明确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总书记习近平的一番“就职演说”，让等候有时的现场记者与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朴实、亲切、耳目一新，也展现了一种自然清新的文风。

      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中共领导人有新气象，朴实有人情味，与民众更接近，这是良好的开头，令人充满期待。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眼下，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已是春草绿色，春水绿波，富有人间烟火气的报道好似春风扑面而来。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中，154件获奖作品不单内容实在，文风也颇有改观。就在草拟这篇小文时，还看到《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信仰的味道》（2012年11月27日），读来如饮醇酪，回味悠长。

文风折射追求复兴的宏图远虑

      表面看，文风属于语言问题。在《反对党八股》（1942）里，毛泽东妙语联翩地谈了一系列这方面问题，提醒语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倡导向人民学习、向外国学习、向古典学习。几乎同时，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1946）里，也批评了英语中令人生厌的洋八股，包括空疏乏味的陈词滥调：iron heel（铁幕）、melting pot（熔炉）、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自由世界的人民）、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并肩作战）等。面对此类缺乏生气与想象力的修辞，他说有一种奇怪感觉，就像看到傀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内里看，语言是精神世界的食量，文风问题直接关乎思想的活力以及社会生活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程上，生机勃勃的时代常常伴有生意盎然的文风，就像先秦的诸子百家、诗经楚辞，就像汉唐气象的《大风歌》《史记》以及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诗赋。相反，羸弱萎靡的时代病象也往往体现于苍白无力的文风之中，如齐梁文人、明代小品、桐城古文以及鲁迅批评徐志摩的“论绝妙的音乐”：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 tatata tahi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咄！吁，我将死矣……

      距今整整70年前，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面临着抗战以来最艰难困苦的险恶局面，外有日寇疯狂扫荡，内有国军不断摩擦，皖南事变更是举国震惊。而在如此戎马倥偬之际，共产党闲庭信步似的开展了一场整顿“三风”运动。整顿教条学风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整顿宗派山头以形成众志成城的革命力量，无不针对着党、军队和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意义自不待言。而让一般人多少有点不解的是，与此并列貌似“舞文弄墨”的文风问题。而这恰恰表明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不同寻常的高瞻远瞩。对现代国家而言，对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新中国来说，文风已经远远不是语言本身及其风格问题，在清晰的话语、鲜活的表达、生动的思想文化背后，还折射着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及其价值，一种追求复兴的宏图远虑。

     中央党校李书磊教授说得好：

     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

       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执政党的正心诚意，代表了执政党理解世界、领导国家的能力，也是它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 （《再造语言》）

       所以，反对党八股、洋八股，整顿空洞无物、晦涩苍白的文风，绝非共产党人和文人毛泽东的“闲笔”，其中不仅蕴含着一个肩负使命的现代政党对于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深刻把握，而且更彰显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想。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契机，解放区新闻界也曾如火如荼“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战地记者“客里空”更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热潮中，一批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闻作品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这样一种清新动人的朴实文风，不仅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而且形成了天下归心的崭新局面。

      从此，文风问题始终与党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真切、朴实、自然、新鲜的文风也逐渐融入新中国新闻界的血脉，并形成既有别于民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体与新闻文风。

毋庸讳言，作为世纪顽症，党八股、洋八股时隐时现，不绝如缕，假大空的文风在新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一长串教训，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陈陈相因的表达、极尽夸张的风格、自命不凡的措辞、矫揉造作的用语、没有生气的官话套话空话——这种语言具有本雅明所谓“大话崇拜”的特征，仅仅追求震惊效果，众声喧哗而不过大脑，实际上充当了社会生活的麻醉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写的一段追悼会讲话，捧腹之余值得警醒：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县人民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此类空疏的废话总是迅速繁殖，极度膨胀，形同污染湖面的大片蓝藻，“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莎士比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已在两个百年的蓝图里具体呈现。此时重申文风问题，明确“贵在走，难在转，重在改”，既进一步彰显了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正心诚意，更体现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自觉。（作者分别是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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