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一大早就赶到了位于北京北五环外来广营地区的科研基地。尽管许多单位已经提前进入元旦假期，这里却一如往常地忙碌。刚刚入驻的这座科研楼里，一些实验室的装修还要收尾；按照产学研结合的思路，与一些企业合作开展的科研项目也还需要研究，成堆的工作让他歇不下来。

       尽管忙，看着大为改善的科研条件，李松主任的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过去数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地，酝酿许久并且渐趋成熟的设想就有了更好的支撑平台。

      这个设想，就是要在国家有关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有步骤、高质量地推进我国的文艺资源数字化。在他看来，这既是上世纪我国开展的国家级文艺资源保护工程的自然延续，也是新时期进一步提升民族文化原创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

       而事实上，这一设想，与文化部、科技部等相关部门的工作形成了呼应。文艺资源数字化，正在以“国家行动”的高度整体推进。

“后集成时代”的自觉选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更好地保护与传承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国家启动了规模空前的文艺集成志书的编撰工作。这项被誉为“文化长城”的宏大工程，对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民族民间文艺资源展开了全面普查。经过数十万文艺工作者近30年的努力，收集到的文字资料超过了50亿字。

       在梳理和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反映我国各地各民族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民间文学状况的“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开始陆续出版。到2009年10月，298部共计400册志书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这一皇皇巨制集中呈现了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的精华，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方面的一项标志性成果。不过，尽管成绩显著，作为这项工程的牵头实施者，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上上下下的员工却仍然感到有遗憾：由于受体制、经费以及图书这一载体所限，最终收入十部集成志书的内容，只占到全部资料的1/10左右。大量没有入卷的珍贵资料，由于未能得到妥善保管或存储技术条件不达标而流失。

       当时进行田野调查，技术条件比较简陋，很多资料的采集与保存用的是文字或者磁记录技术，时间一长就容易流失。而且以文字或者磁介质记录的资料，在保护与传承民族民间文艺资源方面有许多不足。李松介绍，“比如，仅仅通过阅读关于某一种舞蹈的文字记载，或者观看磁介质记录的影像，很难学会这种舞蹈的跳法。”

       “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承、传播以及文化生活、文化消费与技术密不可分。”基于这样的判断，在推进十部集成志书编撰的过程中，特别是完成了集成出版任务的“后集成时代”，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一方面通过编撰“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港澳卷”以及启动“中国节日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继续开展文化资源的抢救与研究工作；一方面，他们将眼光投向高新科技，通过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加强基础文化资源平台的建设。

       借助于数字技术等高科技手段，他们建设了“中国记忆”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字平台，目前已入库资源122万余笔，其中，戏曲8万余条、民间舞蹈3000余条、民间音乐5万余条、节日志资料8万条、民间文学100余万条。同时，通过技术合作，在“中国记忆”数据库基础上，中心与各地合作建立了包括贵州荔波档案馆中国水书数据库等在内的一批文化资源数据库示范点，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心为核心的文化艺术资源技术协作体系。

      借助于高新科技，加强对民族民间文艺资源的管理、研究与利用，也是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着力的方向。中心尝试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流媒体等技术研发、管理民族民间文化数字资源，促进文化艺术资源的共享与传播。他们建成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重要品种空间信息系统”，能有效整合民间文化重要品种实地勘测、数据采集成果，并以空间信息作为民间文化重要品种管理、查询、应用、后续研究的主要概念与模式，是目前国内唯一建成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最丰富、展示方式全面先进的空间信息系统。

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国家行动

       事实上，在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推动文艺资源数字化的同时，许多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在努力推动本领域的文化资源数字化进程。

国家图书馆通过建设国家数字图书馆等，制定出版了多个有关资源数字化的标准规范，推出了内容形式多样的数字资源服务，拥有多项数字图书馆软件著作权，在资源数量、软硬件基础设施、新媒体服务等方面走在了文化资源数字化、应用与服务的前列。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近年来开发研究了立体视觉技术、文化内容数字化技术、中国文化GIS技术，在文化标准制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这些努力，推动着我国文化资源数字化的规模和水平逐步提高、标准规范逐步完善，与此同时，这一领域存在的缺乏统筹规划、缺乏适用的标准规范、服务文化产业能力薄弱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012年7月，在科技部的支持下，由文化部统筹国家图书馆、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等产学研多方面力量共同申报的项目“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被列入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该项目将研究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构建贯通各类文化机构的数字文化资源统一揭示与服务平台，探索文化资源数字化应用示范、数字文化资源运营服务应用示范、动态艺术资源库应用示范、数字3D虚拟展示平台应用示范等8类示范应用，并尝试建立线上展示与线下实地体验相结合的文化资源服务新模式，延长文化产业链，推动区域文化产业以及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由此，在文化部、科技部部际会商工作机制之下，文化资源数字化工作被提升到了“国家行动”层面，得以整体推进。

       根据分工，国家图书馆牵头负责“文化资源服务平台解决方案及标准研究”，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牵头负责“国家数字文化资源统一揭示与服务平台”，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牵头负责“动态数字文化多维展示技术研究”，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负责“文化资源数字化采集、加工、支撑技术研究”，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城市文化资源数字化展示技术研发”，杨凌风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地区文化资源数字化应用示范”。如此，产学研各类单位既分工又合作，而项目的目标则是要按照市场化运作，最终形成大的产业化架构，实现模式的创新，形成值得推广的经验。

       据李松介绍，“动态数字文化多维展示技术研究”旨在结合多种记录手段，对人体的动态艺术进行完整、全面、精准的记录，并通过数字信息记录体系、拉班舞谱及多维影像系统予以还原。目前，项目数据库相关元数据标准已着手研究。在初步学习拉班舞谱的基础上，中心与纽约拉班舞谱局、俄亥俄州立大学舞谱分局、佛州中部大学新兴媒体中心动态捕捉工作室分别进行了技术交流，进一步清晰和稳定了课题具有中国艺术特色和独特研究视角的技术路线。

从具体行动到国家战略

       目前，我国文化资源数字化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数字图书馆、博物馆、共享工程等，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就总体的文化资源而言，我国与国际社会在数字化理念、技术、资本和市场优势等方面形成的数字差距还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文化资源数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列入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表明我们已经开始从国家层面来布局文化资源数字化工作，但仅仅靠一项研发工作还是不够的。李松认为，下一步，十分有必要从国家和整体发展战略高度，在宏观上理解和把握科技进步与文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联系，进行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具有宏观统调能力的项目设计，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为科技进步与文化创新构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

       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应着力解决“六个统一”和“两个转变”，即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发展创新的有机统一，技术进步与文化研究的有机统一，内容建设与渠道建设的有机统一，文化创造与利益分配体系的有机统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市场机制运用的有机统一，部门（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实现由相关资源、渠道与技术的分散占有到整合共享的转变，实现由权力划分理念到事业协调发展的转变。李松表示，就具体的工作来说，“首先，在宏观上对科技与文化融合的认识要到位；其次，要结合各自的工作实际，扎扎实实地做好文化本体工作；在此基础上，要提升数字化的能力。要加强顶层设计，通过开展讨论与培训来推动这项工作。”

相关链接

     “美国记忆”计划（American Memory），启动于1990年，旨在以数字化方式整合建国200 年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之后的“下一代互联网”（NGI）计划，力求通过大范围的科研协作，实现科研成果共享、提高科研效率；在互联网连接速率提高到今天的100倍到1000倍的基础上，还通过虚拟图书馆、虚拟实验室提高教育质量。

       法国的“文化精品数字化”（JOUVE）项目于1998年启动，法国文化部每年投入8100万法郎，对来自图书馆、档案馆、大型博物馆和文献中心的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

       日本在完成了“e-Japan”的战略之后，于2004年推出了“U-Japan”的战略目标，计划在2010年将日本建设成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物”都可以实现知识共享的社会环境。

       中国台湾地区于2002年启动了为期5年的“数位典藏计划”，目前结合数字资源的社会推广又开展了“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计划” （2008-2012年），总规划投入约18.54亿元人民币，力求通过文化资源与科技的结合，为台湾带来文化、经济、科研、教育、民生等全方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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