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胡乔木同志的编辑思想中，一切为了读者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胡乔木同志的“读者意识”主要体现在书刊出版的选题制定、对书稿的精编精校和书刊的发行宣传上。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出版理念对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仍然具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编辑；出版；胡乔木；读者

胡乔木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长期担任思想文化和理论宣传部门的领导职务，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对新闻编辑出版工作有深入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诸多要求中，始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一切为了读者，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时时处处要为读者着想，将读者意识贯穿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他的这种“读者意识”在过去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思想依然没有过时，对我们的编辑出版工作仍然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

首先，胡乔木同志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对书刊出版的选题制定上。出版者为读者提供出版物，出版者不仅是服务者也是教育者，负有教育人、指导人、造就人的历史使命，简单地说，出版者的读者意识就表现为他们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胡乔木提出，应该千方百计地为读者着想并一切着眼于读者。“我们出版一本书首先要内容好，内容正确，对人民有利，这是最重要的。”即要充分考虑读者合理的、健康向上的精神追求，为他们提供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正如他所说的“不搞精神污染。要教育人民，不能毒害人民”。［1］另外，他还强调，要为读者着想就要为读者提供准确无误的知识和经验，不要不负责任地粗制滥造。他认为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是不能容忍的，需要勇敢地对我们自己的出版物作一番检查。他曾经说：“出版业凡是出了坏书的要惩罚，一定要有惩罚。你想要欺骗读者，我就要让你吃亏，让你明白这是火中取栗，要烧着手！在这一点上一定要雷厉风行，做到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就大有希望。”

如今，有些书长期压库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不了解读者的真正需要，造成“货不对路”，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很早以前胡乔木就提出，“我希望进一步写一些更优秀的、更为读者所迫切需要的读物出来”。这实际是在告诫我们，在出版物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需求，不能盲目，要注重实际，要认真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阅读需要、阅读兴趣和接受能力，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并实现最大的效益。在这一点上，邹韬奋也持相同观点：“我们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这是编辑所必须负起的责任。”［2］在急剧的社会变动和开放的社会联系面前，读者表现出旺盛的信息需求，求新、求变之心表现得尤为强烈。用更加丰富、更加有价值的出版物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是胡乔木出版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接见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时说，“希望人民出版社今后出书的品种比现在更宽广一些。我觉得现在人民出版社的有些出版物在丰富多彩这方面还显得不够。读者感兴趣的问题，理论界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人民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国家所希望、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们出的书里面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希望今后出书的品种更广泛些”。他认为，各个出版社都有自己的特点，而读者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要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编书。在一些具体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中，胡乔木同志主张，“不要用那些‘戴帽子’的话、比较空泛的话，要写出具体内容，事情要交待明白，使读者看懂。”［3］“说话的对象是谁，这也是提笔人事前要弄清楚的”，“要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4］这些意见在今天仍然适用，仍然是鼓励出版工作者自觉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一切以读者为中心的金石之言。

二

其次，胡乔木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对书稿的精编精校上。作为编辑，在处理书稿时，要充分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求，从书稿内容的可用性与表达的可读性两方面加以审查，认真细致而又恰如其分地帮助作者完善其作品，让每一部有价值的文稿都能充分彰显它的魅力，为读者所喜爱。胡乔木同志认为，编辑在进行书稿加工时要有很好的服务精神，要多为读者考虑。一是要在政治上负责，要很好地把握出版工作的方向。文化选择和市场导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教化，关系到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成长，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明天。胡乔木同志1985年在听取国家出版局关于出版工作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汇报时，针对当时武侠小说盛行、思想书籍滞销的状况指出，“思想政治方面的书滞销，明清公案、言情、鬼怪小说这类东西好卖，不但是出版部门的问题，也包含着整个社会问题。”［1］他提出“出版武侠小说，除了经济原因外，还反映出读者趣味的下降。这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应当采取治本的办法”。［1］而编辑在文化选择上必须始终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要用积极、有益、健康、向上的文化引导读者的精神消费，培养其健康情趣，塑造他们美好的心灵。并且要求出版机关多出一些介绍当代各种思潮、学派的书籍，对于不正确的思潮、学派的书籍，要用科学的、分析的批判态度来介绍，不要采取武断、简单的办法。

二是他提出“我们对稿子政治上要负责任，同时在技术上也要负责任，而且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是文字上的错误，或者是标点符号的错误，我们都应该统统弄清楚”。一部书稿或者一篇文稿送到他那里，他只要一上手，就不停地思考：大到篇目的选择、重要理论观点的提法，小到一个史实的考证，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用法。胡乔木在1949年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曾说：“从前鲁迅先生把不好的翻译工作比作烂苹果。有人说，可以把烂的地方削掉来吃。但是我们把烂苹果卖出去，读者是否买得起刀还是个问题。出版一本书，如果大体上无问题，而小的地方有问题，读者是很难辨别的。把削烂苹果的工作交给校订者更为适当。”即使是“权威者和专家的翻译不经过校订也不能出版。资料、引证、统计、标点、符号、文字都要经过审查”。 他在讨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编写体例时，就特别提出：“全书关于中国方面的内容应当力求准确、公允、可信；外国方面的内容要求不出错误。”［3］而他本人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如在选编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时，编者在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出于幽谷’。”报胡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玲”之误。经查询，编者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胡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5］胡乔木十分重视整理文稿中涉及的事实、数字、引文、用语的准确，语法逻辑的严密，标点符号的规范。这些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胡乔木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工作中要精益求精，提高文献编辑工作的质量，创造出一流的产品。

三是在出版工作的细节问题上胡乔木同志也很注意为读者考虑。他在1963年时就提出“现时有些书籍有内容提要，我觉得颇不好看，可否考虑改印在一本书的封面或封底折进去的宽边上，比较不正式些。如果改用某一著名批评家或文学史家的一两句评论，则更好，从读者来说也更可信赖。如有序，或也可借用序文中适当的话。在这种宽边上要能引出本书作者由本社出版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其他著作，或本丛书的书目，尤便读者，因为现今读者很难查出这些，而这样对于出版者发行者也是有益的。”胡乔木同志作为一个优秀的出版家，他在工作中能每时每刻想到读者，处处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时时与读者进行换位思考，所以才会在细微处看出他对出版工作的独特见解，显示出他在出版事业中的天赋睿智。而我们的有些书，往往除了作者姓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其实介绍著者、译者，也是为这本书做广告。更重要的是，读者看到这本书，首先希望了解它是什么人写的或译的，重视不重视满足读者这个阅读心理，应该是读者意识强弱的一种表现。至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出版前后的反应，是全本还是节本，是单本还是系列书之一，本丛书中还有哪些书，本社近期有哪些新书问世，如何购买，有哪些优惠，如此等等，都是读者关心的事项。这些对编辑来讲不过是举手之劳，我们有时却忽视了。胡乔木同志却很能为读者着想，很注意这些容易被编辑忽略然而又是读者很关心，也很方便读者的细节。

在修订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胡乔木提出，应在每卷卷末附一个正文校订表。他说，我们的修订工作要对读者负责，没有这个表，读者就不易弄清第二版在哪个地方做了改动，有了这个表，正文改了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同时也可以接受读者的检查。胡乔木在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时说：“编青年读物更加多地注意注解和解释工作，不要放过锰剥水一类词的注释，这是学习白求恩的极端负责精神，过去我也看不懂。”“很多人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下次还是不认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这个‘罴’字，连我的秘书也不认识，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就需要加注，多做这方面的工作。白求恩稿中的‘锰剥水’连我也不知道，问了两个医生，也不大清楚。那怎么叫青年看懂？吴晗同志主编的地理小丛书注意了这一点。千万不要放过这些地方，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极端负责精神。”［6］“总之，都是为了读者，写题解、写注释，都要有这个明确的目的。”［7］

三

再次，胡乔木的读者意识还体现在书刊的发行宣传上，他提倡“我们应该有很好的服务精神”，要采取多种样式，千方百计把书送到读者手中。“发行多少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方向，这个方向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跟群众见面，跟群众思想交流，直接交流”。胡乔木同志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发行工作。他认为“发行工作是一种很重要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要把发行当成政治问题”。在图书的发行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以及他们生活、工作的特点和地域，启动不同的发行网络，以争取最大的发行效果。要“把优秀的读物送到读者手里去”，所以我们要“做好书刊的发行工作，不能单纯依靠书店的门市和批发，要把圈子打开，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要五花八门，一个渠道不够，要多想几招，每一招都要有自我发展的能力。”他提出发行人员的素质要提高，要加强社会责任感，要把图书千方百计地送到读者手里。

胡乔木同志还主张，在发行的同时还要注意做好宣传工作，为读者做好导游。如请作者或专家写导读文章或述评，组织读者写读后感等等。另外，还要根据读者的反馈意见及时组织重印或再版，不断满足读者的需要。他说：“出版是一种宣传工作，而这种宣传工作又需要进行宣传。”同时又提出“正确的宣传不是无原则的吹嘘，是老老实实评价书籍的内容，供读者选购时参考。我们所进行的宣传工作是实事求是地介绍工作。”“现在读者需要书，但是到书店买书，临时去选择是很困难的。他很难知道究竟什么书是他所需要的。”书刊的宣传介绍不仅是在为自己做广告，也是在为读者提供方便。其实有很多读者都是在看了书刊的宣传介绍之后才去看、去买的。“他们怎样选择书，书的内容有介绍，什么书是最适合什么样的读者读的。书的介绍要写得很短，使读者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能看完，这就是导游，好像到颐和园去玩，不知道看什么好，要引导人家去玩。”

他还要求新华书店今后要更加努力来做好读者的服务工作，要把读者组织起来，不但给业务上应有的帮助，而且要在学习上帮助他们，还可以做些简单的书刊介绍工作和定期的说明，召集读者座谈也是一种方法。要成为很活跃的、很有生命力的、团结读者的核心，在可能的条件下，给读者以更多的方便，可以同读者谈谈心交交朋友。他认为“这不是庸俗的功利观点，而是真正的政治工作”。胡乔木同志很赞成搞一些诸如优秀畅销图书的评选，他认为，评选优秀畅销图书这个办法，是加强新闻、出版、发行部门同社会、同读者联系的一种好办法，并提倡把这种活动继续搞下去，来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出版工作。他说：“评选优秀畅销图书，搞好图书的出版发行，需要出版和发行单位采取各种方式、多种手段，加强同读者的联系，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服务。要开门办出版、搞发行，要面向社会、面向群众，为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无疑，胡乔木同志的这种以读者为服务中心的思想渗透着超前的市场意识，对我们编辑出版工作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胡乔木同志虽然已经逝世20年了，但他的很多编辑出版思想仍然富有极大的前瞻性与生命力，尤其是他在出版工作中对读者意识的强调，不仅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今后应该着重考虑的重大问题。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和继承胡乔木同志的优秀出版思想，并与我们当前出版事业的实际现状相结合，更好地发展我们的出版事业。（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宋木文.缅怀乔木同志对出版工作的关怀和支持［J］.中国出版，1996（9）.

［2］夏林根.近代中国名记者［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3］胡乔木关于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条目释文的意见和对“毛泽东”条释文的修改［J］.文献和研究，1987(2）.

［4］致读者［N］.人民日报，1956-07-01.

［5］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1.

［6］章学新.乔木同志三谈《白求恩》的编辑工作［J］.百年潮， 2002（1）.

［7］逄先知.永远怀念胡乔木同志［J］.党的文献，1994（3）.

（注：本文所引其他资料，均摘自《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文集》（1—3卷）、《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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